美方自今年2月初以来启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对华关税战，尤其是4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无休止地提高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率，完全丧失理性。中国被迫出台强有力的反制举措，并及时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维度配资，有理有据予以驳斥回击。其中，详细列举了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金融开放的多项举措及其成效。
长期以来，美方频繁将中国金融开放和汇率政策问题作为施压工具，认为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尚不充分，外资准入存在诸多限制，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汇率市场，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得不正当的贸易竞争优势。然而，美方的指责缺乏依据，无论从事实还是逻辑均站不住脚。
美方对中国金融开放与汇率操纵的指责毫无根据
1.关于金融开放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已累计推出超过50条金融业自主开放措施，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全领域，大幅放宽了金融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
目前维度配资，境外2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及近半数全球最大保险公司均已在华设立机构。美国还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逆差规模总体呈现扩大趋势。美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美方对华金融服务出口始终保持在40亿美元以上，2019年接近50亿美元，从中国获得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更是超过70亿美元，在2020-2022年的三年时间里均高达80亿美元以上。
2.关于人民币汇率
白皮书明确指出，中方在有序扩大开放与加强风险防控的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国目前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趋市场化。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市场力量与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人为操控。在过去多年内，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平稳运行状态，波动区间逐步缩小，表明外部投机及其干扰市场正常运行行为已受到有效控制。数据显示，2024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量达41.14万亿美元，人民币汇率年化波动率保持在3%-4%，与国际主要货币相当。伴随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与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与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在稳步增加，而这显然与“汇率操纵”所暗含的对中国的指责不符，中国并没有违背市场供求逻辑人为压低汇率。
IMF也多次承认中国汇率政策的透明度，并公开表示人民币汇率已基本反映经济基本面，不存在系统性低估。2024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美方的指责，更多的是出于转移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缓解国内舆论压力，为加征关税实施贸易保护制造谈判筹码而已。
美方对华投资“歧视性壁垒”与金融开放“双重标准”维度配资
近年来，美方在中美双向投资中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以国家安全为名泛化审查范围，加剧了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张局势。美方不仅未完全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关于金融服务开放的承诺，反而通过扩大审查权、增设技术禁入清单等手段，持续加码对华投资壁垒。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还严重干扰了中资金融机构在美正常展业，导致企业合规成本激增，甚至波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
美方以“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系统性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白皮书指出，2025年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将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纳入“禁入清单”，并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要求对中资企业涉及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投资进行严格筛查。此外，美国还通过该法及其配套规则，限制美国资金流向中国的前沿技术领域，甚至禁止通过第三国实体规避审查。这种“泛安全化”政策直接导致中资机构在美业务拓展受阻，部分企业被迫调整全球战略布局。
美方在金融开放领域长期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要求中国加速开放金融市场，并已通过取消股权比例限制等措施大举进入中国金融业；另一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在美展业却面临歧视性壁垒。例如，中资银行在美设立分支机构需经过严苛的CFIUS审查，业务范围常因“国家安全”理由被压缩。这种不对等待遇不仅体现在准入层面，还延伸至监管领域。美国监管部门对外资机构的审查标准模糊且常以技术性条款限制其经营活动，直接导致中资金融机构在美投资意愿大幅下降。美方以“公平竞争”为口号，却通过制度设计固化自身优势，充分暴露了美方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规则破坏者”的双重角色。
尤其荒诞的是，美方一边指责中国未履行协议义务，一边却对自身承诺避而不谈。中美早在第一阶段达成的协议中设立“汇率问题双边评估与争端解决工作组”，承诺将双边汇率分歧问题纳入双方约定俗成的解决框架内，但美方始终未能积极推动构建一个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美方拒绝重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汇率磋商机制，反而通过301调查、SDN清单，甚至将人民币汇率低估纳入反补贴调查等手段单边升级关税对中国施压。美方的做法既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也自食其言未履行协议承诺。
扩大中美金融开放合作的必要性与新路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不仅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更在金融领域拥有巨大的互补潜力。在当前世界经济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扩大中美金融开放合作，不仅有助于两国经济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对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实践反复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无助于改善本国经济，美方提高关税解决不了自身问题，只会带来相关国家的反制措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恐慌和世界经济动荡，推高美国通胀压力，削弱美国产业基础，加大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扩大中美金融开放合作，既符合各自国家利益，更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大国责任担当，为全球经济繁荣与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注入正能量。
中美金融开放合作具备显著的互补性优势。一方面，中国庞大的储蓄规模与日益升级的财富管理需求，为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的高储蓄率可以转化成美国金融服务的购买力；另一方面，美国高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与创新金融工具，能够为中国企业境外融资、风险管理以及多元化投资渠道建设提供支持。若美方能进一步放宽中国企业在美发行股票、债券的准入限制，优化跨境资金清算机制，不仅可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也将为双方的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正如白皮书所指出的，中美解决问题和弥合分歧最好的方式是双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寻求互利合作的路径。中美经贸关系绝非“零和游戏”，美方需摒弃冷战思维，指责对方、诋毁对方和消极抵抗于事无补，而要采取更加理性、积极且负责任的态度，以“对等开放、规则互认、风险共担”为原则，将争议置于对话框架内，通过协商解决分歧。
中美金融合作要以机制建设为抓手推动合作落地。美方应尽快恢复中美高层金融对话，建立金融稳定联络人机制，组建常设性中美金融稳定工作组，定期评估跨境资本流动、汇率波动及衍生品市场风险。在此基础上，双方可签署互认监管标准、信息共享和危机应对协议，共同防范金融市场冲击，通过制度性安排降低摩擦成本。
在具体合作路径上，中美还可以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扩大合作，推动在数字金融、网络安全与反洗钱等前沿领域加强技术标准互认与跨境监管协作。探索共建金融治理机制维度配资，建立具有双边特色的争端解决及合作机制，包括汇率争议调解机制。通过制度与规则保障金融市场公平竞争，进而引导中美双方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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